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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检察机关的作用研究
www.ys.nanchongpeace.gov.cn 】 【 2019-06-19 15:31:20 】 【 来源:南充政法长安网 】

  内容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新的《刑事诉讼法》建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认罪认罚的程序以及认罪认罚速裁程序。本文阐明了建立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价值,首次提出区分重罪与轻罪采取不同的从宽方法,提出了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设想。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具有承上启下的法律监督地位,对认罪认罚的认定和从宽的处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区分重罪轻罪检察机关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成为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已有涉及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简易程序和刑事和解程序的基础上,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开实验性立法之先河,授权最高检、最高法在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2015年2月最高检下发的《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年工作规划)》第26项改革要求“完善提高司法效率工作机制。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完善刑事案件速裁机制,建立完善对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法律监督机制。推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全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分流机制”。同年3月,最高法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法发〔2015〕3号)明确提出“明确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案件的诉讼程序、处罚标准和处理方式,构建被告人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分流机制,优化配置司法资源”。2016年1月,最高检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建议方案》。接着,《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顶层设计的指导、紧锣密鼓的论证和千呼万唤的期待下,逐步走进司法实践,终于在去年十月迎来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被纳入其中,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案件中的作用初见端倪。可以说,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同速裁程序构成了我国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基石,在书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篇鸿篇巨制的进程中,检察机关大有可为。


  一、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涵义


   何谓认罪认罚?笔者认为,认罪认罚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基于对于自己犯罪的清醒认识自愿将承认所犯罪行并甘愿接受处罚的心理活动付诸于言行外观的一种意思表示。依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对认罪现象进行不同分类。一是按照时间顺序划分,认罪可以分为罪中认罪和罪后认罪两种情况。二是按照诉讼时序划分,认罪可以分为追诉前认罪、追诉中认罪和追诉后认罪。三是按照认罪的原因划分,认罪可以分为主动认罪和被动认罪。四是按照认罪的形式划分,可以分为明示认罪和默示认罪。五是按照犯罪人认罪的程度来分,可以分为彻底认罪和不彻底认罪。认罪认罚的时间和程度等的不同,投射到处理结果上也应该有所不同,亦即,从宽的程度应该体现出差别。其实,认罪认罚从宽作为一种碎片化的现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政策、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早已有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种耳熟能详的认罪认罚刑事司法政策口号唤醒的不仅是公众对于悬疑、侦探类影视的“剥笋式”回忆而且也是认罪认罚从宽存在的早期依据。认罪认罚从宽规定零星化地存在于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中。如,我国刑法第67条关于自首有如下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又如,刑事诉讼法亦有“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之类的表述,新的《刑事诉讼法》建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认罪认罚的程序以及认罪认罚速裁程序在制度设计上及时予以了补漏,从而使认罪认罚作为一种整体上的制度得以了确立,开创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的新局面。


  二、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价值


   认罪认罚为什么要从宽?根据犯罪构成理论的通说,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成立犯罪的“四根支柱”之一。而犯罪的主观方面包括犯罪目的、动机以及对犯罪的认识等主观意志因素,对犯罪的认识(如认罪态度)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接受改造和回归社会的难易程度正相关。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好、愿意接受刑罚的处罚,表明其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都较小,在量刑时对其从宽处理乃是水到渠成的题中之意。这在相关司法解释中有所体现,如,最高法2010年颁布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十六条对量刑的酌定因素中规定:“酌定的量刑要素一般包括犯罪动机、起因、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第三十条对免处的适用规则中规定:“认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一般应同时具有下列情形:认罪态度较好……”;第三十二条对缓刑适用但书中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不得适用缓刑:犯罪后认罪态度不好,不退赔、无悔罪表现的”。以上是针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这种“人”的因素所作的原因分析。从提高司法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角度考察,认罪认罚为办案人员确立了一条明确的具体的无歧义的办案方向,可以有效缩短诉讼时间,使办案人员将“好钢都用在刀刃上”,在不降低办案质量的同时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同时,认罪认罚从宽也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充分体现。再者,认罪认罚一般是建立在诉辩双方协商和当事人双方和解的基础之上的,和文化在诉讼中得到极大的体现和弘扬,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修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由此可见,认罪认罚从宽是一种利己利他利人的皆大欢喜的诉讼结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也能够从中获得程序上从快的诉讼收益和实体上从宽的诉讼结果。


  三、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借鉴


  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构建使笔者不由地联想起美国的辩诉交易等制度。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高度重视、特别强调契约精神的国家,辩诉交易就是契约精神在司法领域当事人主义、法律实用主义之上的具体体现。诉讼是什么?诉讼是一种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方式,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案件真实本身在美国法官眼里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只要有作为交易基础的“案件事实”,法官就可以接受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而同时,就检控方的检察官而言,在获取诉讼利益“整个面包”充满风险与不确定前景时,“半个面包”的获得不仅不会导致诉讼的满盘皆输,还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双赢局面(美国检察官的“半个面包”理论),这都为诉辩交易制度的建立夯实了基础。辩诉交易制度从交易内容来看,包括三方面:罪名交易、罪数交易和量刑交易。而在大陆法系的中国,法官、检察官作为国家的司法官员,肩负着查清案件事实的职责,我国的司法传统和体制要求法官、检察官要忠于事实、忠于法律,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国家不允许司法官员为了达到结案的目的,利用公权力与诉讼当事人作无原则无底线的“交易”。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们借鉴辩诉交易制度必须坚守的证明标准、程序正义的底线,否则,在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时,我们会重返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窠臼,因此,我国司法机关不可能与被告人进行所谓的罪名交易和罪数交易,在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大原则下,考虑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态度,只有量刑交易还余有空间。毋庸置疑,辩诉交易制度还是存有适合中国国情的合理内核的,从域外司法经验来看,德国、意大利等国也都是在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诉讼程序的(如德国的处罚令程序)。


  四、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构建


   在最新的刑事诉讼法修订中,认罪认罚速裁程序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规定了下来,刑事和解程序、简易程序和认罪认罚速裁程序等共同构建了由认罪从宽到认罪认罚从宽的梯级制度大厦。一般而言,认罪仅仅指犯罪嫌疑人在如实供述自己涉嫌的犯罪事实基础上,承认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因此,对认罪从宽的幅度应当是有限的最窄的;而悔罪从宽则应当在认罪从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其从宽的尺度应当更大一些,比如刑事和解以及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另外,还规定了一个排除性应用条款,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要求复议、提请复核或者被害人申诉的,适用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而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二)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三)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认罪从宽与悔罪从宽的细微差别之处。而认罚从宽则在现有的从宽制度中处于“塔尖”的位置,认罪认罚从宽一般应当具备以下几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事实条件、坦白条件、认罪条件、悔罪条件、认罚条件、具结条件以及除外条件,可见,对认罪认罚从宽因其尺度较大等原因,立法者在标准的制定和掌握上也是相当苛刻的。这七个条件依序排列,呈现出梯度增长的态势,逐渐将认罪认罚从宽递送上了一个可以从宽处理的巅峰。为了使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更大的适用空间,在认罪认罚速裁程序“入法”时,立法者适当地扩展了速裁程序的适用面,即:不再如同试点期间,将速裁程序适用面限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当事人对适用法律和可能被判处的刑罚没有争议的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盗窃、诈骗、抢夺、伤害、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毒品犯罪、行贿犯罪、在公共场所实施的扰乱公共秩序犯罪情节较轻,依法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或者依法单处罚金的案件。而是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了速裁程序的适用条件: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并且,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对适用速裁程序作出了除外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速裁程序:(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二)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三)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或者适用速裁程序有异议的;(五)被告人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没有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等事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六)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可以看出,刑事速裁程序不仅不再将犯罪类型严格限定于如上所述11种犯罪,并且还进一步将可能判处的徒刑刑期提高为三年以下,显示出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拓展速裁程序适用面的制度自信。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出台速裁程序这一全新的制度体系之时,立法者谨慎的一面,即:认罪认罚速裁程序还是限定于案情简单、情节轻微、处罚不重的轻罪,同时将这类案件的管辖权限定于基层人民法院,并且对具备一定除外情形的人和事作出了适用速裁程序的禁止性规定,这些都是出于既要实现处罚的便利性又要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以达至处罚的公正性的多重考虑。那么,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否囊括了对重罪的从宽呢?从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可见,这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的犯罪没有轻重之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一)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三)其他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情形。该法条对适用认罪认罚的程序性节点——签署具结书的前提和禁用情形作出了规定。可见,认罪认罚的适用程序除了对案情简单的轻罪适用速裁程序之外,还有普通程序等多种程序可供选择——普通程序往往系针对轻罪之外的犯罪适用。但是无论选择何种程序,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都必须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当然,对轻罪、重罪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应该有所不同,轻罪的从宽不仅表现在办案速度加快上,还应表现在处理结果从轻上;而重罪呢?重罪案情的复杂性使得办案难度显著加大,如果罔顾这一现实,一味地强调降低办案时间成本,案件质量恐受影响,毕竟,认罪认罚从宽的正当性是我们坚守的不可动摇的底线。在程序设计上,我们应该树立“繁而加”和“简而减”的理念,即对于重大、复杂案件,要有精细化作业的精神和理念,使办案的每一步都成为最终定罪量刑步骤上的“铆钉”,而对于简单轻微型案件,则应树立快捷化、集成化、信息化的办案理念,利用远程提讯、合并审理等办案方式,迅速地做到案结事了,平复对抗的社会矛盾,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如此一来,对于重罪的认罪认罚从宽则只能体现在处理结果的从轻上了。无论重罪轻罪,在处理结果上如何从轻呢?笔者认为,处理结果的从轻至少应该考虑以下因素:认罪认罚的早晚、认罪认罚的程度、认罪认罚的实际作为。比如,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相较于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而言,可以为办案部门节省更多的司法资源和办案成本,在处理结果上自然应体现出差异。因此,建议根据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认罪认罚所处的诉讼阶段以及他(她)是彻底认罪还是部分认罪,是主动、完全、及时弥补受害人损失还是仅仅是被动、部分、延迟地进行弥补等要素,并综合考量各要素的权重比,得出从轻、减轻处罚的“打折率”,使从宽处理的司法导向由笼统含混走向具体厘清,也使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获得清晰明白的认罪对价。当然,实体上的从轻处理的考虑要素在设置上必须做到不重复不叠加,防止二次评价等等。而对于认罪认罚的轻罪而言,怎样做到程序上的从简、时间上的从快呢?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笔者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设计构想:一是建立“权利告知清单”制度。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认罪认罚,并且对被害人作了合理赔偿或者适度补偿的(有被害人的案件),办案人员可以与其达成从宽处理的“协议”,并且,为其出示载有从宽处理详细内容的“权利告知清单”,以确保司法机关兑现从宽处理的承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只有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和检察院才有从宽处理的实际处置权,比如,检察机关可以做不起诉处理,法院可以宣告免于刑事处罚等等。参与刑事诉讼的公安机关则仅仅具有对犯罪嫌疑人从宽处理的建议权,不能够私自决定撤案或者不移送审查起诉;二是鉴于这类案件删减了法庭调查和辩论等环节,亦即,省却了庭审中的举证质证环节,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对证据的知晓权和质证权,可以考虑在检察环节“前置”这一程序,易言之,在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之前,检察机关除了告知其涉嫌的罪名和拟对其实施的处罚之外,还需简要地出示证据并为嫌疑人讲清各种证据之间的关联和拟证明的事实,为作为庭审证据之用,检察机关要做好同步录音录像工作,彻底消灭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上任何一种成为外界诟病的可能性,亦可避免犯罪嫌疑人在后续的程序中动辄翻供、反悔,以致导致程序更迭,不仅白白浪费诉讼资源,而且使得速裁程序的适用往往如同儿戏;三是在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之后建立具结书执行的保障制度。具结书是犯罪嫌疑人基于对自己犯罪的认知和理解对司法机关作出的愿意接受一定处罚的认罪认罚承诺,这种承诺无疑是相当严肃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动机和目的往往并不是“认罪认罚”那么单纯,因此,具结书在嫌疑人作为一种应对甚至应付司法机关的权宜之计时,往往经不起时空移转的考验,一旦具备了反悔的时机和条件,嫌疑人往往会选择义无反顾的反悔。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翻脸比翻书还快,有必要为其反悔设置一定的前提条件,这种前提条件可以用除外的方式予以规定,比如,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有证据证明嫌疑人持有的具结书是在受到引诱、胁迫或者暴力威胁等情形下签署的;检察人员没有兑现对嫌疑人的承诺的;发现新的事实和证据,足以推翻原定罪量刑意见的,如此等等,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嫌疑人才有权反悔。同时,对不具备这些前提条件反悔的犯罪嫌疑人,要给予其支付类似于违约金之类的钱款这样的经济上的处罚,不然,具结书的“合同性质”必会荡然无存,签署严肃的认罪认罚具结书也会沦落为儿戏;四是鉴于认罪认罚速裁程序的特殊性,建议赋予检察机关适用速裁程序的确认权和确定权,而不仅仅是目前法律规定的建议权。因为,速裁程序在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阶段就已实质性启动,在这种程序语境下,检察机关已就适用速裁程序进行了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如果仅仅给予检察机关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建议权,案件到了审判环节,出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或者干扰,审判机关往往可能不采纳这种建议,从而使检察机关之前的工作前功尽弃,无功而返,从而造成大量的司法资源无辜无故地浪费,检察机关的司法权威性亦会受到质疑和破坏,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为此,有必要对目前检察机关拥有的对速裁程序的建议权在立法上进行结构性改造,以确保检法携手共同维护司法的权威;五是改革现有的庭前会议制度,在开庭审理前,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听证制度,保证被告人行使充分的辩护权,确认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防止在庭审之中,被告人进行反悔突袭,浪费庭审诉讼资源。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听证程序中,必须保证辩护律师的全程有效参与,筑牢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堤坝,防止无辜者被迫认罪等问题。为了确保在认罪认罚从宽这种特殊程序中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到位,可以考虑全面适用法律援助制度;六是建立原则的一审终审制度,设立有限的被告人上诉权。认罪认罚速裁程序制度构建的初衷就是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如果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沿袭两审终审制则与这一初衷违背,在诉讼效率上不免给人虎头蛇尾、欲速不达之憾。所以,此类案件原则上应该是一审终审。但是,一旦出现了被告人不认可指控罪名以及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出现反悔或者司法机关未兑现从宽承诺等情况,要允许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发生程序上的反转,重新启动普通程序。另外,即使没有出现以上情况,在办案过程中如果出现被告人权利和社会公益受侵犯、司法人员索贿受贿、损害司法公正、违背客观真实、程序严重违法等特殊的“意外情况”,要恢复被告人的上诉权,从而确保人权和公正。七是注重保障被害人权益。法律的天平要不偏不倚,在注重保障被告人权益的同时,要切实保障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程序参与权。具体来说,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倾听被害人意见,允许被害人提出异议。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被告人是否取得被害人谅解、双方是否达成和解协议以及赔偿金是否给付到位等等因素,均当成为司法机关认可被告人认罪认罚与否的重要指标和依据。而对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刑事判决且有合理合法依据的,有权请求检察机关提起抗诉。


  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检察机关的作用


   对于认罪认罚案件,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就可以提前介入,了解和掌握相关情况,引导侦查,更不用说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了,在审判阶段,检察机关依然具有监督审判机关正确适用法律的职责。总之,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检察机关的作用贯穿始终。检察机关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在侦查阶段,摸清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是重罪还是轻罪,指导侦查机关按照犯罪的轻重对案件进行不同的程序分流,对于轻罪,做到基本事实查清,主要证据充足即可;二是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要着重审查好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时间节点、认罪认罚的程度和认罪认罚的具体作为等,根据法律规定和自由心证的原则,计算对犯罪嫌疑人从宽处理的“打折率”,提出合法、合理的量刑建议,并让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同时,告知犯罪嫌疑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享有的相关权利,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需要,也可举行听证活动。当然,对于认罪认罚情节轻微的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就此终结刑事诉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赋予了检察机关(限高检院)对特定案件作特定处理的核准权: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可以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不起诉。根据前款规定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由此可见,对这一类认罪认罚案件,核准撤销案件的权力在程序上只有最高检才有权行使,并且,实体上还需同时满足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等条件,显示出立法者对此种情形严格控制、慎重使用、防止滥用的立法理念。当然,撤销案件仅仅是处理方式之一种,符合相关条件的,检察机关还可以径行作出整案不起诉决定,或者,选择性地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不起诉。可以说,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较大的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处理处置权,显现出检察机关对极少数特殊的犯罪(包含重罪)案件在实体上超常规的出罪权以及程序上超常规的分流权,这些规定是符合法治精神和中国国情的;三是检察机关既要认真听取律师对于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意见,特别是量刑建议、程序适用等方面的意见,依靠律师协调社区调查评估前置,同时,也要积极做好律师权益保障工作,对于律师的控告、申诉,要慎重对待,妥善处理,保证律师的知情权、会见权以及异议权,合理确定犯罪嫌疑人应当承担的责任预期;四是由于简单的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适用原则上的一审终审制,被告人的上诉权在此种制度空间内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此,对审判行为和活动的监督显得至关重要,鉴于此种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一般适用速裁程序审理,一些审理环节和过程已被省略,因此,出庭检察官有充足的时间对于哪怕是轻微的审理违法行为,当庭提出纠正意见,确保审理活动合法、公正,共同维护法治的尊严和权威;五是做好保障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相关权益的工作,确保诉讼参与人作用发挥和利益保障的衡平。被害人和被告人处于诉讼对立的两端,对其诉讼权益和实体利益的公平维护,才能确保法治天平的不偏不倚,也才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促进和促成社会的和谐。因此,对于侵害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不公平的判决,检察机关要及时、主动提起抗诉,并在检察机关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判决结果认识相左的情况下,充分保障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知情权和抗诉请求权;六是检察机关要自始至终做好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适格审查问题。所谓适格审查,是指检察机关首先应确认案件不存在不应或者不宜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情形,这些情形包括: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属于盲、聋、哑人,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因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社会危害及影响大,不足以从宽或者不宜适用的,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本不构成犯罪的等其他情形。这是一种依照相关规定所做的法定排除;其次,适格审查也是指为了防止发生无辜者被迫认罪和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问题,检察机关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一种类似于“非法证据排除”式的审查,防止诉讼黑幕的出现;七是要认真做好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结案后的回访以及相关申诉案件的受理和审查工作,这些工作是对过去工作的再次检验,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回马枪”,务必“真刀真枪刀枪见血”。


  综上,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起来以后,认罪认罚从宽已经卓然跃升为一种将全部案件的诉讼程序囊括其中的巨大建构。根据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认罪认罚与否这一分水岭,刑事诉讼程序被分为两大块:一种是认罪认罚程序,另一种是不认罪认罚程序。检察机关作为诉前程序的主导机关定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庭审中心主义的配套性措施,都必然导致检察机关拥有越来越广阔的主导空间,而这一切有赖于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的继续努力,可以预见的是,庭审实质化直接言词原则的运用,必将带来繁案精审诉讼机制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简案简审也必将是检察官“预审法官”的角色愈加凸显,检察机关要充当好案件过滤把关者、程序分流调控者、违法犯罪追诉者、合法权益保障者、公正司法维护者等多重角色定位,同时,完善、加强内部调控和制约,建立拟改变罪名、改变事实认定案件和量刑建议偏离正常基准较大类案的跟踪监督、会商研究机制,在刑事诉讼进程中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以此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谐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检察机关更大的贡献。


  营山县人民检察院专委 钱冲


编辑: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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